《周恩来》:人们心中的男神 电影及电影人及电影2020-05-02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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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我很小就认识了,小时候就学过一篇文章叫《十里长街送总理》至今都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语文老师在朗读这篇文章时候的特别严肃、认真、声情并茂,感染到了我们每一位学生,更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成为人们心中的男神,令人钦佩和怀念。我去了北京才知道长安街位于天安门城楼前又宽又长,在那驻足参观时也不禁联想起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出殡时场景。据庚欣先生亲历回忆:“在1月11号的下午十里长街无人不戴孝,在周总理遗体告别时,虽然北京的天气很冷,但百万民众自发前去送行,这是位了不起的人,这是不得了的人物,你看这么多人:年岁大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人,都非常安静地看着送总理的车一直开到八宝山,场面特别震撼,从下午四点开始到五六点钟,原来不堵车只要十来分钟的车程,那天开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开到八宝山, 而那天是个礼拜天,我记的很清楚休息。大家都来送总理,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老百姓民众对他的爱戴。”


据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秘书赵炜回忆:“在1975年11月15日下午,周恩来总理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样几句话,我心中思量了好久,确实那一阵子"四人帮"一伙挺嚣张的,他们不停地组织人"批林批孔批《水浒》"(注:1974年由江青提议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运动),还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头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就是想整倒周总理。 这几句话周总理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说了一遍,当时周总理这话是对着邓大姐说的。 他面向邓大姐深情地说了一句 :"一切都拜托你了。"周总理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要离世的前几日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




                           

 

总理1月8日逝世 后,11日出殡由于冬季一月份北京特别冷,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百万自发来的群众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车子的司机也开得特别慢,和大家一起沉浸在对总理的缅怀和不舍之中。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夙愿: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周总理带走了许多话,后来邓大姐也带走了许多话,邓大生前跟我讲过好几次:恩来有很多话没跟我讲,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他讲, 最后只好都带走。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情况:周总理的骨灰由他俩负责往下撒,飞机起飞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口处。当时,邓大姐再三交代我们,不管谁问,也不要说出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在邓 大姐在世的日子,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总理骨灰的撒落地点透露出来。”


后来邓颖超也是以同样周总理的方式将骨灰撒入江海追随总理去了,可见这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啊!是啊,总理夫妇俩实属开明豁达之人,他们不愿麻烦后人,也不愿意麻烦任何人,在世在职时竭尽所能、鞠躬尽瘁、贡献祖国。 总理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因为邓颖超在经历了长征艰苦的岁月中流产不幸不能再次怀孕了,周总理也没有为了要传宗接代而去纳妾或娶个小老婆,生几个孩子什么的。周总理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智慧过人、温文尔雅,这样的优秀基因没有生孩子也实属可惜了!而他们却以大爱收养了一个孤儿养女名叫:孙维世。当有人问到他们没有自己亲生后代会不会有遗憾时,他们这样回答:“会把全天下的孩子都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所以有很多民众都特别喜爱周总理,让我们通过百度百科来了解他的一生经历: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 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命的需要,从敌我友的阶级力量配置,来谈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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